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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偷蘋果中嘗到甜頭的楊康開始以偷盜為業，他覺得很幸運，因為生活在一個并不懲罰偷盜的國度。但他馬上就發現，事情并非那么簡單。因為有更多的人躋身于“這份很有前途的職業”。于是一方面，競爭更激烈了，街上的小偷甚至比可下手的對象還多；另一方面，人們加強了對財產的保護。于是偷盜從一件一本萬利的事，變成了成本非常之高的營生。其成本逐漸高到接近被偷到手的財物的價值（當然不會超過，否則偷盜就成了虧本生意，小偷也是理性人，他當然不會跟自己過不去了）。兩相抵銷，失主的損失成了凈損失。就這樣，通過市場競爭，偷盜成了一件有害無益的事情。職業小偷楊康的日子慘不忍睹，而其它同行也好不到哪去。

　　有兩種衡量效率的標準，一種叫帕累托改進：一件事沒有使任何人變得更糟，而至少使一個人變得更好，那么這是有效率的，或者說是實現了效率的增進。而自由交易顯然符合這一標準，因為它使相關各方都得到了好處。如果已經不能夠在不損害任何其他人的情況下使一個人的情況改善，就被稱為“帕累托最優”。在現實中，這一標準太過苛刻，于是我們經常使用另一個效率標準：卡爾多-希克斯標準。它是說一件事各方的效用總和增加了，那么即使其中有人的情況變糟了，那也是有效率的。此時贏利者可以對損失者進行補償而使大家都得到好處，但這未必會實現。所以這又叫做潛在的帕累托改進。

　　現在我們用這個較低的效率標準來衡量一下楊康的偷盜行為。從表面上看，如果這個小偷更需要這個蘋果的話，盜竊確實在總體上可能增進效用。但其實這種說法是難以成立。首先我們沒有理由設想全世界就只有這個小偷對這個蘋果的估價最高。只要還有其它更高的估價者，那么通過自由交換，這個蘋果早就到了其它更需要它的手里了。所以小偷不會比蘋果的現有主人更需要這個蘋果。其次，正如同我們在楊康的經歷中看到的，在競爭的情況下，盜竊行為的收益會下降，直到接近于零。而受害者的損失則成了一個凈損失。因此盜竊是毫無效率可言的（雖然，證明偷盜不好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對經濟學家而言，這種行為叫作“尋租”——通過花費一定的資源把別人的財富轉移給自己。作為非自愿的財富轉移，尋租是自由交易的反面。

　　將小偷與政府相比似乎不太合適。但我們來考慮一個常見的政府行為，比如一個煙草銷售的許可證。這個許可證能給一個經營者帶來10萬元的利潤，即這個許可證就值10萬元（這10萬元當然只能是來自消費者那里），那么很明顯，只要花費不低于10萬元，經營者一定會采取手段爭取。這就是許可證制度類似于尋租的地方：經營者在此可以通過政府從他人處攫取10萬元。我們再往下分析。許可證是有限的（如果是無限的，則沒有必要設立許可了），而競爭者會趨于無限（誰會笨到有錢不去掙呢？）。結果是，競爭者們爭相采取各種手段以獲得許可證，公關、游說、賄賂，各種中國人常見的違法或者不太違法的手段競相登場，直至取得許可證的成本接近10萬元。當然，有人會說，我們會打擊貪污受賄。但是，這種打擊本身就是一筆巨大的執法成本。把一個貪官或行賄者抓起來，對政府和對他本人都沒有好處。這10萬元中，必然會有相當一部分會變成無可彌補的凈損失，這也是一個無效率的結局。

　　事實上，小偷與政府可以代表兩種典型的尋租手段。或是通過私人手段強迫他人轉移財富，如搶劫、詐騙；或是通過強制權力獲得他人財富，如許可審批（當然，不是所有許可都是無效率的，因為可能有其它的效果需要綜合考慮，且執法成本可能不是很大）。法律要維護市場經濟，必須打擊和避免尋租。大法官霍姆斯曾說：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是有收益的，否則都沒有必要進行財富的轉移。我們不妨再次重復第一個故事的結論：自由交換才是有效率的。